从高台到西李家庄

赵新芳

写在前面的话

这篇文章是写董振堂将军的。

董振堂将军 1895 年 12 月 21 日生于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村。

董振堂将军 1937 年 12 月 20 日战死于甘肃省高台县城。

董振堂是个职业军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旧军阀部队由士兵逐级升至将军，后又在中央红军处于最困难时期，和赵博生等一起率部 1 、 7 万人在江西宁都起义；红军长征途中，又肩挑“铁流后卫”的重担，以擅打大仗、恶仗著称；在西路军西征途中，又和 3000 名壮士一起战死在高台县城，其悲壮程度世所罕见，牺牲后敌人竟将其头颅割下在城头悬挂数日，还被敌人辗转至西宁、兰州等地邀功请赏。

董振堂将军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战死疆场的最高级将领之一，牺牲时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 23 人，其中西路军 3 人）、红 5 军军长”。

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政府还是民间、政史的还是文学的，董振堂将军的事迹却很少见诸于主流媒体。

令人欣慰的是： 2009 年 9 月，值此建国 60 周年之际，董振堂将军在中宣部、中组部等 11 部门联合开展的“双百”评选活动中，当选为“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崇高尊重和爱戴之情！

引   子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被董振堂将军的事迹感动着、激励着。我特意在他的诞辰日那天赶到新河县西李家庄，瞻仰他的旧居和祖坟，第三次到新河县董振堂纪念馆缅怀他的悲壮事迹；紧接着又在 1 月 17 日至 19 日，也就是他的祭日（ 20 日）的前一天辗转赶到甘肃省的临泽、高台县城，瞻仰当地的西路军纪念馆和纪念碑，亲身感悟当地的环境、气候、民风、民情等。之后，我又大量地搜集西路军以及董振堂的有关资料。我不间断地梳理着、思考着……

董振堂将军的形象逐渐在我的脑海中清晰起来。

高 台、高 台

从宏观的地理位置和单纯的历史资料来看，我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七十三年前红 5 军和马家军那场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高台县城大厮杀的。  

翻开中国地图就不难看出，高台地处河西走廊的中部，是走廊的最狭窄处，南面紧靠祁连山，北面则是茫茫无边的巴丹吉林大沙漠，几乎是人类生存之禁区，

再加上千年丝绸之路上留传的那些数不尽的“边塞诗”，又几乎清一色地是写其凄惨、荒凉的。在此，稍加思考就可吟出几句来，“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给出我们一个定格，即：河西走廊是干旱、少雨、

风沙弥漫的不毛之地。如此这般，两大军事阵营还有什么可争夺的呢？  

但是，通过实地考察，我却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印象。我真真切切地体验到：河西走廊不仅是陆路连接亚欧大陆的咽喉和历史上中央政权控制大西北的战略要地，还是很适宜人类生存的富庶之地。河西走廊与其说是一条夹在高山与沙漠之间的唯一坦途，到不如说是镶嵌在漫漫戈壁沙漠中的一条宝石般的绿洲，从现代意义上讲，它不仅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最大、最快捷的流通渠道，还是一条充满勃勃生机的绿色生命线。这条“生命线”自出兰州西北方向不久的乌鞘岭开始，到古玉门关止，东西长达 1000 多公里， 南北介于南山（ 祁连山 和 阿尔金山 ）和北山（ 马鬃 山、 合黎山 和 龙首山 ）间， 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 。其间有 疏勒河 、 黑河 、 石羊河 三条内陆河 水系 ，形成了 三个独立的内流盆地 ，孕育出了 甘肃 省的河西五市的近千万人口，即： 武威( 古称 凉州) 、 张掖( 甘州) 、 金昌 、 酒泉( 肃州 ) 和 嘉峪关 。而在这五个市（历史上称其为“河西三州”，“甘肃”省名也由此而来）当中，张掖又居其上，早在公元前的汉武帝时代，就取其“ 张国臂腋，以通西域 ” 之意而得名，后来又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誉，由此可见张掖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和富庶程度。广义的张掖又涵盖 临泽县 、 高台县 、 山丹县 、 民乐县 、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等，而在这些县域中，又首推高台最富庶，因高台地处黑河中游，水量充沛，土地平阔，很适宜灌溉，再加上光照时间长，农林牧业都很发达，这在塞外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在历史上的以农耕为主的社会文明中，是极其难得的，又是极其宝贵的。这样的“宝地”（也可成其为“生命源”）必然成为历朝历代的兵家必争之地。

我是驱车从张掖赶往高台的，途经临泽，沿途看到的大多是可灌溉的良田，有的地方竟然还有大片大片的湿地，令人惊羡不已。到了高台县境，更是一片沃野，一眼望不到边，犹如到了中原大地，没有丁点儿塞外戈壁沙漠的感觉。

在翻阅西路军西征的历史资料时，我还注意到红 5 军进入河西走廊初期的一个“细节”，即“ 那年董振堂利用在土门俘获的一名敌军官，与盘踞在武威城的马步青谈妥条件——只要马部不截击红军，红军就不攻打武威，绕道西进。于是西路军手举火把夜间从武威城南顺利通过，避免了激战和伤亡。”

毋容置疑，此时西路军的战略方针还是很明确的，即：“向西挺进，打通国际通道”。马家军虽然已和红军交战，但仍是局部的，仍然有“观望”的心态，即“只要是从我的地盘经过，我不会和你拚命的。”但是，仅仅几天的时间，西路军的战略方针就作了重大改变，即“由西进改为‘就地建立根据地’”，随即，马家军也开始“大举进攻红军”。

在“就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董振堂率领的红 5 军接替了在古浪一战大伤元气的红 9 军，由“断后”变成了“前锋”，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下临泽县城，之后，又在除夕之夜急行军 100 里到达高台城下，在 1937 年元旦的那天，仅用一个上午就攻克了高台县城。紧接着红军将士又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了极致，“广泛发动群众，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但是，此时被赶出高台城的马家军也被彻底激怒了，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到 5 天，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反扑， 10 天之后就纠集其几乎所有的武装力量，不惜一切代价轮番攻城。

马家军虽然是家族式的、土匪性质的乌合之众，但他们在生死攸关的“地盘”争夺战中，也是很彪悍的。他们虽然没有什么信仰，但很坚信“有奶就是娘，有地盘就能称王”的土道理，他们不允许“外来人”抢占他们几代人沿袭下来的“地盘”，他们真的要和红 5 军死打硬拼了。

红军和马家军这场城池争夺战是极不对称的，一个是有崇高信仰放眼全国人民解放的正规部队，一个是野蛮残暴、唯利是图的地方武装；一个是孤城无援，打的是消耗战，一个是兵源、物资充足、源源不断……

这样的战斗在红军建军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争夺战一直持续了 9 天 9 夜，由热兵器对射到冷兵器短兵相接，以致到最后出现的最原始、最惨烈的连动物都应具备的本能性的格斗厮杀。

没有信仰的匪兵往往是惨无人道的，他们“得城”后觉得仍恨犹未尽，又丧心病狂地屠杀俘虏，残杀伤病员，割首、暴尸…… 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以“不为人类作为”为耻，还兴高采烈地拍照留念，以便到蒋介石那里邀功请赏。透过展览馆一幅幅的老照片，我们不仅看到了马家军的暴戾，同时也看到了红军将士们在崇高信仰支撑下的英勇和无畏！

一名不足 16 岁的红军女护士，因痛斥马匪残杀伤病员而被捆绑在大槐树上，用铁钉活活钉死。

我们在高台县政府院内找到了那棵老槐树，它成了 70 多年前那场城池争夺战的唯一见证，树身上的钉眼还依稀可辨，今天一看，还觉得毛骨悚然！我不由自主地上前用双臂抱住那棵树，让脸颊紧紧地贴住那皱巴巴的树身，久久不愿松开，热泪倏然而下……

“兵法”大忌酿成西路军悲剧

董振堂率领的红 5 军高台争夺战，只是西路军“就地建立根据地”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是与此同时，西路军总指挥部以及损伤过半的红 9 军、红 30 军，在临泽、倪家营子等地也和马家军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战斗的惨烈场面一点也不逊色于高台争夺战，在那短短的几十天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有成百上千的红军将士死在马家军的枪弹下、屠刀下，这些将士又大多是经过长征在战火中千锤百炼出来的精英。

而就在西路军将士和马家军匪徒浴血奋战、处于极度困境时，全国的政局却以“西安事变”为焦点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其重要标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红军和陕北根据地转危为安。

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红军西征自 1936 年 10 月开始，到 1937 年 3 月失败结束，只有短短的 6 个月，期间，西路军将士完完全全是按照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的命令行动的，而中革军委又完全是根据政局的不断变化，从中央红军和根据地的自身安全出发而对西路军发号施令的，西路军犹如中央红军生存发展大棋盘中的一个棋子，为了保“将”、保“军”，这颗“卒子”被反反复复调来调去，直至最后彻底丢弃。

红军西征从大的战略思维来看，就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 1936 年 10 月 9 日，三个方面的红军 虽然在会宁会师，结束了长征，但面临的压力却更大了 。此时的蒋介石在顺利解决了“两广事件”后，又看到全国的红军都集中到了陕北，真有些喜出望外，他 立即调集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配合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乘共产党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其围歼在陕北狭小的地域里。为了摆脱困境求得生存，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才决意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力争打通与当时被苏联所控制的新疆之间的 “ 国际交通线 ” ，得到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再杀回河东。为此，中革军委制定了 “ 宁夏战役计划 ” ，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在 10 月下旬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

但是，一开始的渡河战役就受到了挫折，原准备过河的四个军只渡过去三个，并且渡口被敌人彻底切断占领，“宁夏战役计划”无法执行，过河的三个军也成了“孤军”，只能单独执行打通 “ 国际交通线 ” 的任务。可是，在西路军浴血奋战西征过程中，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政治形式瞬息万变，中央又需要已过河的西路军密切“配合”，以“牵制”国民党军，因而，电报命令一个接一个，并且是朝令夕改，使得西路军将士无法、也无能力全面贯彻执行，时时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也错过了许多生存的战机。

据粗略统计，这个期间中革军委发给西路军的电报命令多达几十次，而最频繁、变化最大的电报命令还是西安事变前后。如： 1936 年 11 月 19 日， 中革军委电示 “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而到了西安事变后的22、24日，又两次电示“停止西进，改为东进”，三天后的12月27日，中革军委又电示“仍然西进”。而当西路军再次艰难地于1937年1月上旬西进至临泽，高台一带时，中革军委又电示“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就在“1月12－20日，马家军猛攻高台，高台失守，5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期间的1月16日，中革军委还连续电示“准备东进”。

尽管中央的命令变化无常，西路军将士仍然艰难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着。因为他们深知西路军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的，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曾经犯过“分裂中央”的大错误，他们宁肯作出牺牲，也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不能再次“犯错误”。

这一点在中央对西路军最后的几次电报中得到了证实。 1月23日，西路军领导致电中央“部队需要休整”。中央电示“坚决完成任务”。自2月1日开始，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40天，已溃不成军，此时，西路军领导提出“如要完成西进任务，请调4，31军支援（四方面军部队〕，否则力量不够，只能东出青海”。随即中央电示“原地坚持，适时西进，不会派4，31军支援，不得东进青海，‘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在此重大政治压力下，已从倪家营子突出重围的西路军总部又决定重返倪家营子。从而又丧失了一次求得生存的重大战机……

由此可见，西路军西征不仅战略上是错误的，而且战术上也犯了兵家大忌，孙子兵法中的五个“有所不”几乎都没有做到，即：“ 〔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 , 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所以，西路军的惨败是必然的。

写到此，我们不妨作几个假设：  

假如没有西路军西征，陕北根据地可能更强大，抗日的战场可能更广阔，乃至解放战争可能结束的更快一些……

假如西路军拥有战场自主权，一直坚持“西进”或“东进”，或分散打游击，保存的有生力量可能会多一些……

假如没有西路军的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筹码可能会大一些……

但历史是不可逆转的，也是不允许“假设”的。